刘津瑜：评《构思帝国》、《罗马与中国》

刘津瑜随读随写 2019-04-10

评穆启乐、闵道安（编）《构思帝国：中国与罗马的比较》、

谢德尔（编）《罗马与中国：比较视角下的古代帝国》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F. H. Mutschler and A. Mittag, eds., Conceiving the Empire：China and Rome Compar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xx+481 pp.

Walter Scheidel, ed., Rome and Chin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xv+240 pp.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罗马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一直有兴趣，但研究焦点相对集中在生产方式之上。比如，马克垚的《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秦晖的《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从唐律与罗马法的比较看唐代奴婢的身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1期）。梁作干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虽然放眼宏观，但仍是站在奴隶制的衰落这个角度上来探讨两地的异同。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历来关注罗马与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接触，多附靠在“丝绸之路”研究之上。真正的比较研究最近几年才明显升温。牛津大学近期接连出版了两部罗马与古代中国比较研究的合集，即《构思帝国：中国与罗马的比较》及《罗马与中国：比较视角下的古代世界帝国》。两部合集的视角各异，前者探讨中国古代和罗马史学、碑铭、艺术、建筑、地图等这些承载着象征意义的媒介如何定义、书写、宣传帝国，而后者则侧重于帝国的制度和实际运作，所讨论的题目集中于国家的形成、法律、军事组织及货币制度等。两部合集所追求的都不是单纯的异同比较，不是仅仅要以罗马为参照物来理解中国，或以中国为参照物来理解罗马，而是用古代中国和罗马为例来阐释世界帝国的形成、理念和运作这些更大的命题。这两部著作的内容都极为丰富，对今后的罗马与中国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尤其是两部合集都摆脱了两个文明优劣比的模式，而着重探索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变数。以下仅简单介绍其中的重点议题、研究角度和观点。

《构思帝国：中国与罗马的比较》是一部相当国际化的合集。其主编为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和汉学家闵道安（Achim Mittag），参与合集的学者有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汉学家，以及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古典学家。全书17篇文章，分为三部分，以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对比来揭示帝国之初、帝国成熟时期以及衰落时期这三个阶段政治思想中的帝国、史学在构思帝国概念中的作用，以及帝国是如何用象征手段来表述的。

“帝国”这个概念在拉丁语和古汉语中分别用imperium和“天下”来表述。古汉语中的“天下”不但是个地域概念而且意味着秩序井然的、和谐的世界，相比而言，拉丁语中的imperium一词中军事强权的意义更为强烈。黄洋和穆启乐指出，就罗马而言，帝国的概念并不先于帝国的现实而存在，而是随帝国的发展而发展。在罗马人的自我意识中，罗马在军事方面的优越性占据了很大成分，并且认为政治权力理所当然地伴随着军事上的优越性而来。在古代中国，天下和天命这两个概念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在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前就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但无论古代中国还是罗马，其史作中所反映出的“帝国意识”有着共同之处，表现在四个方面：（1）接受君主制；（2）认为政府行政成就的最主要表现在于和平、秩序、和繁荣；（3）认为战争是惩罚帝国边界制造麻烦者的惩罚性行为；（4）在历史观上和历史创作上，强调延续与重复而不是变化与发展。

赫尔维格·施密特—格林泽（Helwig Schmidt-Glintzer）和凯瑟琳·克拉克（Katherine Clarke）则分别撰文探讨古代中国和罗马是如何用语言和地图来对帝国进行空间表述。施密特—格林泽指出古代中国的地图主要为了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制，在空间安排上将中国作为统一的王国占据地图的中央，四周围绕着其他地区。凯瑟琳·克拉克的文章则充分展示了地理描述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功能。克拉克相信古罗马的地图不仅不遵循比例，甚至超越时空局限，集历史、神话、娱乐性、创造性于一身。但无论以图像或语言形式表达出的帝国空间都传达着同样的信息，即帝国的无所不及、无可逃避，以及都城的居中性。

马丁·克恩（Martin Kern）和克里斯蒂安·维切尔（Christian Witschel）的文章分别讨论中国和罗马的第一位皇帝所立的碑铭，以此为例探索新生帝国以何种方式推广帝国意识形态及帝国的整合。克恩的研究对象是秦始皇石刻碑。碑文以韵文写成，以权威性的口吻描述秦以前的战乱，歌颂秦始皇安邦定国的丰功伟绩。维切尔的文章则详细研究奥古斯都的《自传》（Res Gestae）。维切尔指出《自传》沿袭了罗马历来对军事扩张的强调，称颂自己对罗马传统价值的维护以及对帝国都城的美化。从碑刻的地点来说，克恩指出秦始皇的石刻碑立在秦帝国东部的新征服的领土，选址多在山顶，象征性地把新征服地区的历史纳入了秦朝的历史。奥古斯都的《自传》碑则立在他的墓前，但其抄本和译本的碑刻遍布帝国城市，多立在奥古斯都的崇奉奥古斯都与罗马的庙宇，象征性地结合了帝国和地方的历史。

罗尔夫·迈克尔·施奈德（Rolf Michael Schneider）和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的两篇文章则对比了秦汉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图像的出现率。罗马皇帝的图像，特别是雕像，无所不在，这和秦汉正好相反。这种对比反映了不同的统治理念和公民观念。毕梅雪的分析认为秦汉皇帝像之所以阙如是因为中国皇帝无需“可见性”，因为皇帝受命于天，皇权是非人格化的权力。

这部合集充分展示了古典中国和罗马比较研究潜力无限，并建议了一些亟待开发的课题，包括宗教、庆典的功能、法律与立法、道德及政治权威、普世价值观等等。古中国和罗马的家国观念、帝国性质的比较等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议题。合集作者之一、中国经学史、思想史专家朱维铮先生将秦帝国定义为“弱”帝国。所谓“弱”帝国指帝国在空间上和族群上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帝国并不附着于一个族群或一个共同的地域身份。朱维铮认为中国帝国长久的原因正在于这个“弱”帝国特征。我们现在还缺一篇从这个角度分析罗马帝国的文章。

谢德尔所编的《罗马与中国：比较视角下的古代帝国》包括7篇文章，分别探讨罗马与中国的“大分流”、立法和法律的作用、宦官及妇女、贡赋与贸易、“礼”与慈善、以及货币系统。全书没有亚洲学者的参与，作者多为罗马史学家，在中国史方面多依赖二手著作，所做的罗马和中国之间的比较有时略显肤浅或乏陈新意。比如，特纳（K. Turner）在《帝国形成中的法律与惩罚》中提到和希腊罗马立法目的相比，中国的法律不是为了保护权利和财产，而是用来维持既定精英阶层统治秩序的一种控制方式。但从总体上来说，该书做到了微观与宏观并重，并重新审视了多个旧命题。比如，在罗马和古代中国官僚化程度这个问题上，传统上学者们强调罗马的低官僚化程度和古代中国官僚机构的庞大。但该书并不以此为起点，而多次指出尽管两个帝国的官僚程度有所不一，但这对帝国发展大方向的影响相对有限。彼得·邦（Peter Bang）在《控制和消费世界：罗马和中国史上的帝国、贡赋及贸易》一文中认为两个帝国同为以农业为基础的朝贡帝国，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都做到了低成本运作：官僚机构相对精简，税率相对较低而且稳定，地方贵族乐于与帝国合作，贡赋制度推动农业剩余产品的流通及远程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彼得·邦文中推测居多，而过硬的史料相对薄弱。

在整部合集中，论述与史料最为详尽的当数谢德尔的《汉与罗马帝国的货币体制》一文。谢德尔认为罗马帝国的货币经济以金币、银币为主导，而古代中国则以铜币为主导，辅之以未经锻造的贵金属；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在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币制受到希腊化世界以金银为主的币制的直接影响，而在中国统一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并不存在类似的先例；第二，与罗马帝国相比，古代中国相对缺乏贵金属；第三，军队的供给方式不同。就古代中国而言，从战国到西汉，军队的供给都不以货币报酬的形式而是以实物形式为主。如此一来，铜币就可以满足军队的不时之需。这就使得国家对金银货币的需求降低，这和罗马帝国的情况正相反。虽然说罗马和古代中国的货币体制有所不同，谢德尔却并不认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理论。学者们通常认为古代中国的铜币面值脱离其内在价值而存在，而罗马的铸币的市值则决定于其对应的金属价值（加人工）。谢德尔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依据一系列的数据和对文字史料的批判性分析，谢德尔认为用货币金属论来概括罗马帝国的货币制度而用货币唯名论来解释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均为不妥。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罗马，铸币（包括铜币）的面值都和其内在价值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市场也依铸币的成色对其价值做出相应的反应。在此基础之上，谢德尔进一步论证罗马帝国的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比古代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罗马与中国：比较视角下的古代帝国》一书中并没有亚洲学者的文章，但谢德尔为这部合集所做的前期准备却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争取亚洲学者的合作。谢德尔不讳言对于中国学者的期待并大力推动跨文化比较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考量：谢德尔认为西方古代史研究已经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需要新的视角和灵感来推动这一学科的有效发展；而与此同时，中国古典学者的研究极少走出国际，多在中国国内内部“消费”。谢德尔因此建议中国与其培养纯粹的古典学学者，不如让中国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注1】这个建议符合谢德尔一贯重效率重产出的风格，但笔者个人很难完全认同这种观点。如果说英国出身的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可以将汤显祖的《牡丹亭》译得那样忠实和精致，美国培养的汉学家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可以随口吟诵唐诗宋词，为什么中国不应该去培养精通古希腊、拉丁语言文学的古典学者和罗马研究专家呢？更何况如今研究方法的创新、学科壁垒的模糊以及资源的全球共享正给中国的罗马研究创造了难得的契机。而如果中国学者只是在西方罗马研究的成果上进行比较研究，其实是放弃了在罗马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注2】然而谢德尔所期望的新的灵感和罗马研究的新局面则是所有学人的共同奋斗目标。在加强古典语言教育、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一定能够多方位地为罗马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比较研究只是途径之一。

【注1】Walter Scheidel，Comparative History as Comparative Advantage：China’s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Mediterranean History，Version 1.0，April 2006，Princeton/Stanford Working Papers in Classics.

【注2】关于中国学者在罗马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的视角，请参阅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1991年;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1997年；王三义：《二十年来国内罗马经济史研究述评》，《天水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李华程、王振霞：“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概况（上）”，《世界通史教程参考资料古代卷》; “中西古典学和世界上古史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1949—2002)》，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第1—8页；N.Wang，‘A survey of Roman studies in China’，Kleos 7 (2002)，pp.319-334; 李长林，杜平：《我国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对古代罗马史的研究》，《古代文明》，2008年，第102－109页。